西汉常山国传播经学的著名思想家、教育家——韩婴
西汉常山国传播经学的著名思想家、教育家——韩婴
韩婴(约公元前200年—公元前130年)，西汉燕（今属河北固安）人，汉初燕赵著名儒学思想家和经学教育家，文帝时经学成绩卓著，拜为博士。公元前145年，汉景帝刘启的第14个儿子刘舜（公元前152年—公元前114年），也是最小的儿子，封为常山国王（就是后来的常山郡），是年8岁，因为刘舜年龄太小，不能执掌常山国治理，第二年，公元前144年，汉景帝就委派经学造诣很深的博士韩婴前往常山国辅佐刘舜，韩婴职务是常山太傅。
由于秦朝的迅速灭亡，刘邦建立汉朝后，积极寻求治国安邦之道。汉代初期汲取秦暴政亡国的教训，实行修养生息政策，同时，抛弃秦朝的法家统治思想，推崇老庄黄老道无为思想，也夹杂着儒家、阴阳、法家等诸子百家古风。随着汉代治理的有条不紊，黄老道的消极思想凸显。而汉初的博士宫中,有很大一批是儒生,在社会上名望很大,在思想上对皇帝治国安邦有直接影响。这时这些大儒就积极思考新的治国安邦之道，由于儒家文化的历史传承底蕴和时代呼唤，一批研究至深大儒开始走上舞台，韩婴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儒生之一。汉文帝、景帝、武帝时期，根据《尚书》《诗经》《春秋》等经典儒家著作的整理和厘定文字潮流的涌现，先后出现了不同师法大儒，汉初的著名儒生陆贾、叔孙通，文帝时的大儒贾谊，以及传播《齐诗》的伏胜、辕固、夏侯始昌、后苍、翼奉、萧望之、匡衡等；传播《鲁诗》的申培、江公﹑刘向等；传播《韩诗》的韩婴、贲生、蔡义等；传播《毛诗》的毛亨、毛苌等；传播《春秋》公羊学的董仲舒、公孙弘、胡母生等。这些大儒大部分都是文帝、景帝、武帝不同时期的经学博士。在文帝、景帝时期，儒家还处于学术交流阶段，而真正确立儒家治国安邦之道是在汉武帝时期，也就是控制朝政的窦太后在建元六年（公元前135年）死后，22岁的汉武帝刘彻正式执政，听取董仲舒的建议，“罢黜百家，表彰六经”，把儒家学说作为封建正统思想，持法家，道家等各家学说的读书人，均受排斥，武帝还大力推行儒学教育，在长安举办太学。太学是中国古代最高学府，以儒家五经为主要教材，不学习其他各家学说。“罢黜百家，表彰六经”在中华传统文化舞台上独领风骚两千余年，受到历代统治者所推崇。但需要说明的是，汉武帝并非限制其他各家的发展，只是大力提倡儒家的发展儒法结合，即所谓的“儒表法里”。例如夏侯始昌既研习儒家又通晓阴阳五行家，宰相公孙弘兼治儒法两家，主父偃以纵横家起家，耿直的司马谈、司马迁以黄老学说起家等。
辕固、申培、韩婴所创建的流派就是史上著名的“三家诗”，与后来毛亨创建的《毛诗》合称“四家诗”。这些汉代儒者，基本观点都主张以古礼求天下大治，但因学术背景不同，所持观点各异，对《诗经》等儒家经典思想文化传承和释义，展开了丰富的思想碰撞与争鸣，他们一出现就争论不休，一直持续到东汉后期才稍有统一，但有专家观点认为这种争论一直延续了二千多年，直到现在还有学术争鸣。
韩婴以及创建的《韩诗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，并独树一帜。“三家诗”中，鲁诗（申培公所传）、齐诗（辕固所传）均以地望闻名，而韩诗则以姓氏为世人称颂，《汉书》里称“言诗于燕则韩太傅”，“燕、赵间言《诗》者由韩生”，足见其历史地位以及在燕赵大地的巨大影响。这样，韩婴上任常山王太傅后，最重要职责就是积极向常山王刘舜讲解韩诗等经学精华，同时也延续春秋周游讲学古风，在思想上与自己不同的经学观点进行学术争鸣，也传播自己经学研究的成果。于是在常山王府一定建立讲学课堂，讲授时除了刘舜外，还有刘氏家族的其他皇室等贵族子弟，但最重要是常山王刘舜；其次韩婴在燕赵大地寻找与自己持不同观点的儒家流派进行争鸣，其中有两个重要大儒人物一是河北衡水董仲舒，另一个就是沧州河间毛亨。
董仲舒（前179年—前104年），汉代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。汉广川郡(今河北景县广川镇大董古庄)人。他一生致力《春秋》研究，以《公羊春秋》为依据，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、五行学说结合起来，吸收法家、道家、阴阳家思想，建立了一个新的儒家思想体系，提出“废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的著名主张，成为汉代官方统治哲学，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、政治、社会、历史问题，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。但董仲舒最初的思想也并非如此成熟，韩婴做太傅后，周游燕赵诸侯国时与董仲舒在河间国相遇，董仲舒以“通《五经》，能持论，善属文”著称，当时名气很大，但韩婴也不含糊，学识渊博，引经据典，奋力辩驳，二人唇枪舌剑，激辩三日不分高下，直听得众学人目瞪口呆。公元前134年，汉武帝正式执政，下诏征求治国方略，这时韩婴与董仲舒再次发生辩论，各自主张治国安邦之道，虽然汉武帝有意支持董仲舒，但韩婴论道精明，理论深邃，史称“其人精悍,处事分明,仲舒不能难也，”仍“不为所屈”，董仲舒也不能说服韩婴。后清人庞玺曾作《韩婴墓》一诗，云：“汉朝诗学互争雄，齐鲁同时擅大名。海内近崇朱氏学，更无人解说韩婴。”这两次辩论，以及韩婴的韩诗经学理论对董仲舒形成《举贤良对策》中系统提出“天人感应”、“大一统”学说和“罢黜百家，表彰六经”理论做了思想准备，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。
汉武帝时期，河间毛亨、毛苌等人潜心研究经学，形成“毛诗”，虽与前“三家诗”风格迥异，但仍然受到申培、辕固特别是韩婴传诗的影响。直至后来，赵人毛苌一枝独秀，由于鲁诗、齐诗相继失传，而韩诗则仅存《韩诗外传》十卷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河间“毛诗”的兴盛，既归功于毛苌等人的潜心研究，更与韩婴等前辈经学的传播影响密切相关，“三家诗”韩婴对“毛诗”形成影响最大。河间著名的历史文化遗存——毛公书院有副旧联为证，称“三十里祠接韩婴大经纶馨香汉代；五百年序宗卜夏真学问润色河间”，上联记韩婴功绩，下联写书院历史及渊源（卜夏为孔子弟子）。可见，韩婴其与沧州《毛诗》诗经文化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，也说明韩婴做常山太傅期间，在燕赵大地周游讲学，传播经学韩诗也很普遍，这些都与韩诗是汉代科举必考科目相关。
韩婴在学术上的重要贡献,是他对《诗经》进行注释。“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”。 所注《韩诗》,多引古事古语,虽然每条都征引《诗经》原句,但主要不是对这些句子进行字面上的解释,而是用以与古事相印证,从更深、更广的角度宣扬儒家思想，与《齐诗》、《鲁诗》有很大不同。韩婴不仅在注释、传授《诗经》、首创《韩诗》方面有重要贡献，《韩诗》被列为汉代官学的教学科目之一，也是许多私学大师学习、教授的科目之一。他对教育的作用、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、学习的意义和过程、家庭教育等问题的论述，有不少合理之处，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研究价值。同时他对《易经》也很有研究。做过很多注释，著有《周易传韩式二篇》。因当时燕赵一带盛传《诗经》，所以，对韩婴所著《易经》学者甚少，只是传给本家子弟。其孙韩尚曾随韩婴学“诗”、“易”，但他“诗”不及“易”。于是韩婴专门教他《易经》，后被朝廷
韩婴继承和发扬了儒家思想，其思想直接承袭荀子，但又尊信孟子，以“法先王”代替“法后王”，以“人性善”代替“人性恶”。使儒家内部斗争最激烈的两派观点达到统一。他吸收周秦观点，并加以改造和更新，认为“福生于无为，而患生于多欲”。统治者必须节制欲望，“轻谣薄赋”，“使民以时”，避免战争；以“谦德”为立身行事的准则，即“德行宽裕守之以恭者荣，土地广大守之以俭者安，禄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贵，人众兵强守之以畏者胜，聪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哲，博闻强记守之以浅者智”。大足以治天下，中足以安国家，近足以守其身”。为了维护大一统，他主张忠高于一切，孝从属于忠，若忠孝必舍其一，则宁做忠臣，不为孝子。臣下对君主要“以道覆君而化之”，“以德调君而辅之”。对君主进谏要讲究方式，他认为比干“杀身以彰君之恶，不忠也”。伍子胥“以谏非君而恶之”，是“下忠”。因而反对廉洁直方，不赞成传统儒家崇敬的伯夷、叔齐、卞随、介子推、原宪等人的廉洁气节，而赞成柳下惠不羞污君，不辞小官，进不隐贤，必由其道，厄穷而不悯，遗佚而不怨”，从而使臣民不为名不为利，能上能下，不悯不怨。不耻污君，不辞小官，百依百顺的顺民。他继承和发扬了孟子的“贵民”的思想。认为“百姓与之则安，辅之则强，非之则危，倍之则亡”。统治者要“以百姓为天”，要想治理天下，必须“养民”。统治阶级必须不淫佚侈靡，应节俭，“用不靡时，养不害生”，以达到“天下和平，国家安宁”，为此，必须“教民”。以为“愚民百万，不为有民”。重申以儒家思想教育民众，提出“国之命在礼”的主张，认为“人无礼则不生，事无礼不成，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，不由之，所以陨社稷也”。否定了孔子的克己复礼，继承和发扬荀子“礼起于欲”，“养人之欲，给入之求”的主张，提出“因情从欲”的观点，认为“人的六情，目欲视好色，耳欲听宫商，鼻欲嗅芳香，口欲嗜甘旨，其身体四肢欲安而不作，衣欲被文绣而轻暖，此六者，民之六情也。失之则乱，从之则穆，故圣王之教其民也，必因其情而节之以礼，必从其欲而制之以义，义简而备，礼易而法，去情不远，故民之从命也速”。否定孔子“礼不下庶人”的观点，主张对百姓“教御以礼义”，认为“百礼洽则百意遂，百意遂则阴阳调，阴阳调则寒暑均，寒暑均则三光清，三光清则风雨时。风雨时则群生宁，如是雨天道得矣”等。韩婴的思想对今天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。
韩婴注释、传授《韩诗》写了很多著作。据《汉书》“艺文志”记载，有《韩诗内传》四卷，《韩诗外传》六卷，《韩政》十六卷，《韩说》四十一卷。可惜这些作品到魏晋之时大都失传，只有《韩诗外传》留世。后来，随着韩婴著作的亡佚，《韩诗》也失传了。到清代，赵怀玉收集《韩诗内传》佚文，附于《韩诗外传》之后。陈乔枞也辑有《韩诗遗说考》。这些都成为今天研究汉代今文诗学的重要资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