秦代的文教政策
秦代的文教政策
公元前221年，秦始皇 灭掉六国，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的封建专制帝国。为了巩固统一，维护秦王朝的长治久安，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。其中文教政策主要有：
（一）书同文。
战国时期，由于各诸侯国的地理条件和文化传统不同，所用文字也有差异，这“言语异声，文字异型” 的现象，不利于秦统一政令的推行。因此，秦朝建立以后，采取“书同文” 政策，以小篆 为文字形体的标准。这不仅便于秦朝统一政令的推行，促进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和加强，而且简化了文字，对于文化的传播、教育的推广，都具有重要意义。当时，由丞相李斯 编的《苍颉》，中书令赵高编的《爰历》，太史令胡毋敬编的《博学》，都是用法定的小篆字体编写的字书。这些字书同
（二）行同伦。
这是秦朝为统一思想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政策。战国时期，与语言文字一样，各诸侯国的社会习俗、行为规范也有差异，这对于秦巩固统一大业无疑是重大的隐患。“行同伦”， 就是匡正异风异俗，使原六国旧的风尚习俗均合乎秦朝的法度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，秦始皇 曾五次出巡，每次巡行都以东方六国旧地为主，一方面是向天下显示皇帝的权威，震慑吏民，另一方面则要宣扬法度，匡正异俗，树立规范，并垂范后世。他所到之处，常立石刻碑 称颂秦德，其化民成俗统一思想的政治意图是显而易见的。“行同伦”是秦巩固中央集权制度的政治需要，采取这一政策在情理之中。同时，它也促进了各民族的大融合。
（三）设三老以掌教化。
秦实行郡县制，县下有乡。“三老”是乡官之一，“三老掌教化” 即负责向乡民宣教统治阶级的思想、法度、纲纪、伦理道德行为规范。这是秦统治者为了把“行同伦”的政策贯彻落实到基层所采取的一项劝导、教化措施，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。
（四）禁止私学，焚书坑儒。
战国时期，私学兴盛，百家争鸣。这种局面到秦统一之后，必然为封建王朝所不容。到秦始皇三十四年（前213年），丞相李斯提议禁止私学。他说：“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，以非当世，惑乱黔首 ……私学而相与非法教，人闻令下，则各以其学议之，入则心非，出则巷议……如此弗禁，则主势降乎上，党与成乎下。禁之便。” 就是说，私学师古非今，扰乱视听，非议法教。每当朝廷令下，诸子百家各以其学说妄加议论，如果不加以制止，必然削弱君主的权威，而且会给结党乱政创造条件，因此私学必须予以取缔。作为禁私学的具体措施，李斯又提出“挟书” 之策：“史官非秦记皆烧之；非博士官所职，天下敢有藏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百家语者，悉诣守、尉杂烧之；有敢偶语《诗》、《书》者弃市 ；以古非今者族 。”只有医药、占卜、种植类的书不在焚烧之列。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，下令焚书，并禁止私学。 这是秦朝为钳制异端学说、扼杀民间学术活动所采取的极端政策。
禁私学和焚书政策的最大受害者是以《诗》、《书》为经典的儒家。第二年（前212年）有儒生诽谤秦始皇后逃亡，秦始皇大肆株连搜捕，发生了坑杀（活埋）460个儒生的事件。 焚书坑儒，对于统一思想或许能够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，但是，用这种手段来解决学术上、思想上的纷争，未免过于极端、残暴，不仅破坏了文化典籍，而且，大大地激化了矛盾。秦二世而亡，与这一文教政策的失误有颇为直接的关系。
（五）以法为教、以吏为师。
李斯在提议禁私学和焚书之后，紧接着提出“若欲有学法令，以吏为师。” 就是说，秦在禁止《诗》、书百家语后，唯一允许学习的就是法令，法教的任务由执法的官吏来担任。单纯地实行法教，并且以执法的官吏为师，结果必然是以法代教，失去了一般意义上的教育。